产业升级外资撤离论再起，外资进入中国，正成为双向选择！

改革开放40年后，当外商投资遇上了中国产业升级和扩大改革开放，变化超乎以往。外资进入中国，正成为双向选择。

数据显示，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期间，参展的境外企业超过2800家，这些企业中就有第一批进入中国的外资企业。2018年1-10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49545家，同比增长89.3%；10月当月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3623家，同比增长37.6%。一方面，中国巨大的市场吸引着外资持续涌入，这些外资成为塑造中国产业新格局不可缺少的力量；另一方面，中国也正在摆脱用市场换技术模式，主动引导外资进入技术密集型、高端价值链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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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逃离

今年7月，日本欧姆龙苏州厂宣布永久关闭，裁员近2000人。这是今年以来，继尼康、日东电工、友达光电、奥林巴斯之后，又一家世界级企业宣布关闭中国工厂。

一时间，“外资撤离论”再起。而宣布关闭工厂的这几家企业有着共同特点，大多是劳动密集型公司，快速上涨的人力成本，以苏州工业园区为例，工人税后平均工资5000多元，要是算上五险一金，公司养一个员工需要每个月就要花12000元，换算一下就是，生产同样一件商品，中国生产成本原料+人工成本+税费后是 100 元，越南加起来才 70元。考虑到高涨的人力成本，这些企业选择关闭掉中国工厂，转而在东南亚开设新工厂。

2014年日本贸易振兴机构（JETRO）对东南亚和中国的用工成本所做的调查就显示，中国是柬埔寨的 4.3 倍，越南的 2.7 倍，印尼的 1.8 倍。来自牛津经济研究院（Oxford Economics）2016年的一项调查则显示，中国制造业的劳动力成本已经趋近于美国，而且是印度的两倍还多。与此同时，2016 年，中国员工的工资平均增长 8%，增幅位列全球第一。人力的低成本优势一直是中国制造在全球竞争中获胜的关键因素之一，然而这项优势正在慢慢丧失。

日渐上升的不仅是用工成本，还有生产成本。以电价为例，中国销售电价总水平约为每千瓦时 0.10 美元，高于越南（0.08 美元）产业升级，与美国基本持平，低于菲律宾（0.21 美元）。还有另外一个隐形成本也终于推高了企业成本，那就是不断上涨的地价。

这期间，中国的区域产业重组，曾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用工成本压力。2008年金融危机后，广东沿海以服装、小商品加工为代表的外贸企业纷纷转型，这些劳动密集型产业则被中部和西部地区引入，当地相对低廉的人力成本、土地价格，再加上地方政府的优惠招商政策，让外资仍旧愿意在中国开始工厂。

但是到了2015年，用工成本、生产成本、土地成本最终让劳动密集型外资在投资上开始谨慎。当年11月，欧盟28国对华投资新设立企业146家，同比增长 10.6%，但实际投入外资金额 4.7 亿美元， 同比下降 40%。这暗示了外资在华投资的新趋势——高新技术产业增速持续上升，服务业增速依然强势，制造业吸引外资转升为降。

这一变化从中国角度来看则是，中国外商投资行业进一步优化，在劳动密集出口导向型产业吸引外资能力下降时，高端制造业及服务业外资增势迅猛。更加重要的变化是，外商投资并购规模和比重大幅提高。2015年1-11月，以并购方式设立外商投资企业1265家，实际使用外资金额 168.2 亿美元，同比分别 增长16.1%和181%。实际使用外资中并购所占比重由上年同期的5.6%上升到 14.7%。

外商投资的变化是局部的，也是中国经济和产业结构发生变化的必然结果，对外资的理解不能存在惯性思维，一有变化就怀疑经济出了问题，怀疑外资政策发生变化。对于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外资流入量全球第二的中国来说，数家外资公司撤离并不等于外资逃离。投资以及并购比重大幅增长，真实反映出外资对中国经济的看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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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型高端

劳动密集型工厂转移走了，高新技术和服务业的外商投资则出现爆发。

三星公司近五年在中国的投资超过了前21年的总投资，而且投资都集中在技术密集型、资本密集型的高科技产业。2012年累积投资额中高科技产业投资比重为13%，到了2017年比重上升到52%；2017年三星在华生产的产品出口额为340亿美元，约占当年中国总出口额的1.4%；在华供应商超过4000家，对这些供应商的采购额达到了337亿美元。

西安三星半导体生产车间

截至2017年底，三星旗下的电子、金融、重工业、建筑等18家公司在北京、上海、天津、苏州、深圳、惠州和西安等地设立28家生产企业、8家研发中心等共计160个机构，员工总数近10万人。2017年在华销售额630亿美元，在华法人的出口额340亿美元。截至2017年底，三星在华累计投资达312亿美元。

数据显示，今年1-10月，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2202.6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2.4%。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长11.4%，占比达22.4%。对于已经在中国进行深入布局的外资公司来说，则更多地是主动搭上中国经济产业升级的快车。高技术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737.8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30.6%。其中，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医疗仪器设备及仪器仪表制造业、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同比分别增长34.3%、153.4%和130.1%。

随着中国产业升级的发展政策，三星在华布局呈现明显变化。党的十八大以后，三星顺应中国产业政策，加大高科技产业投资，分别在苏州和西安等地投资LCD、半导体、动力电池产业。其中三星西安半导体总投资170亿美元产业升级，生产世界最先进的10纳米级闪存芯片。在华投资方向已由沿海地区转向中西部， 从劳动密集型产业转向资本、尖端技术密集型产业，代表性项目有西安半导体、西安新能源汽车电池，苏州液晶面板等。

事实上，尽管国际贸易投资环境不确定性增多，外商对中国投资热度不减。近期，宝马、福特、埃克森美孚、巴斯夫等跨国企业或是在中国增资，或是宣布即将对中国市场进行大规模投资。

10月11日，德国宝马集团与华晨汽车集团签署新的合资协议，双方正式启动合资企业华晨宝马铁西新工厂项目。宝马还宣布将对华增加投资30亿欧元，对现有生产设施和项目进行大规模改造，未来3至5年，华晨宝马整车年产能将增至65万辆。

在11月初的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新闻中心举行的专场发布会上，杜邦集团宣布，将在江苏省张家港市兴建全新制造基地，加大在中国市场的投资。新基地主要用以共混高端工程塑料并生产胶粘剂，以满足交通、电子、工业和消费品市场日益增长的需求。项目预计于2020年落成投运，并于2023年内完成扩建。

世界领先的跨国森林工业集团之一芬兰企业UPM公司也表示，将在中国推动三项投资项目，其中一个项目将提升环境绩效，一个投资项目是增加特种纸业的产能，还有一个文化用纸的项目已经开始建设，看好中国市场的特种纸业务发展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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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码投资

《经济观察报》在进博会期间发布的《2018全球商业领袖调查报告》显示，跨国公司对中国的投资意愿十分强烈，85%的跨国公司选择未来三年增加在中国的投资。并且认为物联网和大数据会在中国快速发展；面临本土企业的竞争，跨国公司感觉压力最大的是产品价格，同时也希望在中国获得更多机会和政策支持。

吸引外资的，除了潜力巨大的市场，还有中国一系列的改革。2018年新版《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 (负面清单)》指出要大幅度放宽市场准入，负面清单长度由63条减至48条，共在22个领域推出开放措施。按照该清单，外资进入银行、证券、汽车制造、电网建设、铁路干线路网建设等限制将被取消，以深入推进更高水平、更宽领域的对外开放。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组织发布的《全球投资趋势监测报告》显示，2018年上半年中国成为全球FDI最大吸收国，增速上涨6%，上半年利用外资约为700亿美元；排名第二的是英国，其外资流入从2017年的低水平增加到660亿美元；全球排名第三的是美国，其FDI流入量为460亿美元，下降了73％。中国FDI增长的主要原因是进一步对外资开放国内市场，这使得中国吸收外资继续保持在高水平上的稳定增长。

金融服务业开放时间表也如期推进，市场准入的放宽在一、二、三产均有体现，其中服务业开放是重点，尤其体现在金融行业。取消银行业外资股比限制，同时允许券商、基金、期货公司、寿险公司的外资持股比例达到51%，并且在 2021 年将取消金融领域所有外资持股比例的限制。

外商投资在中国发生的变化与中国的资本开放也是同步的。尤其是在改革开放40年后，中国要进一步扩大开放、深化改革，外商投资要主动进行调整，未来在产业和金融的布局上会呈现出齐头并进。利用外资要实现从追求数量向追求质量转变，关键是打好中国的市场牌。

中国庞大的、多层次的市场为提升外资质量提供了基础，用市场吸引技术，更好地发挥外资在高水平技术引进方面的优势；用市场提升品牌，更好地发挥外资在提升中国产品国际地位的优势；用市场做好产业转移，更好地发挥外资在东西部产业转移的优势。

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增加先进技术引进，扩大产品出口和劳动力就业。在早期，这些投资主要集中在第二产业，这也是中国使用外商投资不均衡的一个突出表现。

目前，中国要将吸引到的外商投资与国内的产业机构升级相结合，来促进产业升级。对于外商来说，他们更加期待的则是中国会加快更多积极有效利用外资的措施的落地。比如，进一步放宽市场准入，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加快构建依法依规、公平竞争的环境，推动对外投资健康规范发展的政策基调下，外商投资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价值得以体现，发展将呈现新的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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